上饶人事考试网:怎样读懂《联邦党人文集》

2020-05-10 5 view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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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野心匹敌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王建勋著, 东方出书社,2020年3月版,304页,58.00元

《联邦党人文集》是怎样一本书?

1787年炎天,五十五位美国“国父”齐聚费城,起草新宪法,史称“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新宪法起草完毕之后,面临着一个批准的难题,由于不少人对它持有异议,想要阻挠其通过。这时,新宪法的坚定支持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议,为了让人们接受新宪法,有需要对其基本原则和内容举行阐释,并反驳林林总总的误解和私见。于是,他约请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用“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笔名,在纽约的报纸上揭晓了一系列文章,为新宪法鼓与呼。从1787 年10月到1788 年8月,三人共撰写了八十五篇,厥后结集出书,史称《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都是名副实在的美国“国父”,尤其是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汉密尔顿代表纽约州加入了制宪会议,那时异常年轻,只有三十岁左右,尽力主张确立联邦。麦迪逊不仅加入了制宪会议,而且是最起劲、谈话最多的代表之一,在整个制宪会议中发挥了至关主要的作用,展现出特殊的才气,日后获得“美国宪法之父”的美誉。他那时年仅三十六岁,但博览群书,且从政多年,有厚实的政治履历,《联邦党人文集》中政治理论水准最高的文章大多是他写的。第三位作者杰伊没有加入制宪会议,他是一位精彩的外交家和状师,介入了美国早期一些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厥后,他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八十五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写得最多,一半以上出自他的手笔,麦迪逊其次,杰伊写得最少,可能是他中途生病所致。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虽然看起来很零星,但实在是围绕一个中央问题睁开的,那就是,要从邦联政府走向联邦政府,确立一个联邦共和国,或者说,确立一个复合共和国(compound republic)、一个扩展了的共和国(extended republic)。复合共和国的意思是,共和国里套着共和国,每个邦(州)都是一个共和国,整个联邦也是一个共和国(大共和国),这样就形成了复合结构的共和国。那么,这样的共和国与此前的邦联政体有什么区别呢?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邦联是确立在每个州基础之上的,它的统治工具不是每个公民小我私家,而是每个州(邦)、每个共同体,而联邦的统治工具是公民小我私家,不是整体或者组织。

这个联邦共和国是若何构建起来的?其焦点在于双重分权制衡。一方面是横向的分权制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关之间相互分立、相互制约;另一方面是纵向的分权制衡,也就是所谓的联邦主义,即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相互分立、相互制约。之以是要确立这种双重分权制衡,是由于它能最大限度地限制权力,为自由和权力的珍爱提供一种双重保障。之以是采取这种庞大的政治架构,是由于美国“国父”们信赖人不是天使,正如麦迪逊所言:“若是人是天使,将无需政府;若是天使统治人,将无

须对政府举行内外的限制。”由于拥有权力的人往往会滥用权力,以是必须要制约权力,而人类的履历注释,制约权力最有用的手段是分权制衡,让权力之间相互制约,正所谓“野心必须用野心来抗衡”(麦迪逊语)。

通过双重分权制衡,美国“国父”们想要构建的是一种“多中央秩序”。多中央是相对于单中央而言的,单中央意味着中央集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它,而多中央则意味着在一个社会里存在着无数个权力中央,这些权力中央之间没有品级隶属关系。美国“国父”们要构建的就是这样一个多中央的政体,在那里,存在着两个差别的、相互自力的政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套差别的立法系统,两套差别的司法系统,两套差别的执法系统等。同时,州以下的政治放置也同样遵照了多中央原则,美国有大量的市、镇,这些地方都有相当水平的自治权。美国“国父”们确立的是一个自治共同体,在那里,政府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政府,或者说,人民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以为《联邦党人文集》的差别篇章间存在着一些张力,甚至以为存在着某种水平的“人格盘据”,尤其是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篇章之间。在一些人看来,为了能够通过新宪法,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联手写了这本书的大部门内容,然则,他们二人对新宪法和联邦政府有一些完全差别的看法:汉密尔顿支持一个威权式的——甚至是权力不受限制的——联邦政府,而麦迪逊宣扬的则是一个与州分享主权的、有限的联邦政府。这种解读最近遭到了有力的指斥,被指责断章取义,缺乏充实可靠的证据,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构建的联邦共和政体的性子和原则上并无基本分歧,他们都主张确立一个推行分权制衡原则的联邦政府,一个确保多元利益共存、权力有限的共和国。固然,这并不意味着《联邦党人文集》中没有相互矛盾之处,或者,其作者之间的看法没有分歧,但这可能与新宪法特有的问题或者共和主义自己的庞大性有关。

这种分歧,在新宪法施行之后能看得加倍清晰。华盛顿就任第一任总统后,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后者马上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大都是在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包罗设立美国银行等。这一点激起了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反感,他们以为这是对新宪法和联邦政体的背离。

固然,在写作《联邦党人文集》之时,虽然他们都主张确立一个比原先的邦联加倍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联邦政府的权力应该有多大,持同样的看法。新政府建立之后,这种分歧显示得越来越显著,于是,就发生了美国早期的两个政党:以汉密尔顿、亚当斯等人为首,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联邦党”(The Federalist PARty);而否决派以杰斐逊和麦迪逊为首,围绕他们形成的一个群体叫“民主共和党”(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

这两个早期政党的分歧主要在于:联邦政府到底可以干什么?它的权力应该有多大?杰斐逊和麦迪逊忧郁,联邦政府权力太大,州的权力会受到侵蚀,损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邦政体,由于他们当初设想的是一个异常小、权力异常有限的联邦政府。然则,令这些民主共和党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宪法划定自己只是原则性的,异常笼统,到底该若何注释这些条款,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比,凭据宪法,国会有权制订“必须且适当的”(necessary and proper)执法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然则,什么样的立法算是“必须且适当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可能有完全差别的看法。

鉴于此,厥后在大量的立法、政策制订以及司法过程中,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都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一方要求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或者以为,那么大的权力是具有正当性的;而另一方则以为,联邦政府的一些权力逾越了宪法的界限,是违宪的,双方争论得不能开交。厥后,发展到猛烈的时刻,在1798 年,联邦党人总统约翰·亚当斯推出了“外国人与怂恿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被以为是专门针对民主共和党人的,旨在压制言论自由等权力,甚至还逮捕了一些“异议者”。此举激起了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强烈否决,他们两人划分起草了《肯塔基决议》(Kentucky Resolution)和《弗吉尼亚决议》(Virginia Resolution),以匹敌亚当斯的法案。

1800 年,亚当斯在总统大选中败给了杰斐逊,只当了一届总统就黯然下台,联邦党人败给了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当上了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当了八年总统之后,麦迪逊又当了八年,再之后是同样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又当了八年总统,三位来自弗吉尼亚的总统总共任职二十四年,史称“弗吉尼亚王朝”。今后,联邦党逐渐消逝,美国早期的两党之争遂告竣事。

回到《联邦党人文集》的讨论上。我们该若何评价这部经典著作?它在美国宪政史上和学术研究领域的职位若何?首先,它是一本政论集,其直接目的是说服纽约州以及其他州的民众支持新宪法,然则,这样的目的在多大水平上实现了,一直存有争议。实际上,在汉密尔顿等人写作的过程中,已经有几个州批准了这部新宪法,很难知道这些州是否以及在多大水平上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纵然是在纽约州,它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影响也很难准确估量。

其次,它被公认是仅次于《自力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主要文献,是对新宪法的权威阐释和谈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新宪法的基本架构和制度放置睁开的,宪法的险些所有主要内容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说明和注释,因此它被视作最权威的注释联邦宪法的文献。这一点,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对它的不停引用也可以获得证实。2000年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共引用该书二百九十一次,足见其在司法过程中的受重视水平。因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而闻名于世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曾说:“《联邦党人文集》的看法总是被以为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它是对我们宪法的完整谈论,各党派都诉之于它。”

再次,《联邦党人文集》是政治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它不仅仅是对新宪法的阐释,照样若何构建优良政体的基本理论研究,是头脑极为深刻的政治理论著作。法国头脑家基佐和托克维尔,英国头脑家约翰·密尔、梅茵、布莱斯(James Bryce)等都曾尽力推荐此书。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说:“只要人们还计划生涯在公民社会里,他们一定对该书关于自由原则和政府议题的精彩讨论感兴趣。”《自力宣言》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有着哲学家美誉的托马斯·杰斐逊盛赞道:“它是曾经泛起过的对政府原理的最佳谈论。”美国著名执法家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没有哪部研究自由政体原理的作品能跟它相提并论,纵然算上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密尔顿、洛克或者柏克。”从这些谈论中,足见此书不能估量的学术价值。

《联邦党人文集》是两百多年前写就的,那么,对今天而言,它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就像汉密尔顿在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一样:人们能否通过深图远虑和自由选择来确立一个优良政体,照样只能依赖强力或者时机?美国的开国历程,可以被看作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自愿赞成的方式构建宪制民主政体的实验,他们构建的是一个联邦共和国,它是确立在人们和平的、理性的、自由的讨论基础之上的。他们信赖,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赞成,而不是暴力或者征服。难怪一些学者以为,确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是从美国最先的。

这部经典给我们的另一个主要启示是,要想确立一个有限政府,要想对人们的权力和自由举行有用和优越的珍爱,确立分权制衡架构是十分需要的。联邦主义加上三权分立,是迄今为止被履历证实的异常有用且可靠的方式。宪法生效之后,美国很快变成了天下上最自由、最繁荣的地方之一,这绝不是有时的。许多人对分权制衡的体会还十分有限,甚至有许多误解。好比,不少人就以为联邦主义会导致国家盘据,实在,联邦是一种团结的机制和艺术,是处置“一”和“多”之间关系的方式,是在尊重地方自治基础之上的团结,是合众为一。

对《联邦党人文集》的几种误读

《联邦党人文集》在汉语天下面世多年,但人们对它的阅读还远远不够:不仅读者有限,而且存在着不少误解。这里谈谈几种常见的误读。

第一种误读是将《联邦党人文集》提倡确立的新政府视为中央集权政府。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之以是会发生这样的误解,大致是由于美国那时是从邦联走向联邦,从一个对照松散的政府走向一个加倍强有力的政府,从一个低效无能的政府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政府。

美国“国父”们的意图,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的要旨,绝不是确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要明了这一点,需要明白三种差别政体即邦联、联邦、中央集权之间的区别。简朴地说,邦联就是各邦之间的团结,各邦拥有完全主权,邦联政府的统治工具是各邦。邦联是一种对照松散的同盟,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大多是这种性子的政体,国联和团结国亦属此类。美国1781—1789 年的政体,就是一个典型的邦联,其标志是以《邦联条例》作为宪法。美国的邦联政府只有立法机关,没有执法(总统)和司法(邦联法院)机关。这种政体的基本缺陷在于,若是各邦不推行自己的义务,好比缴税,就只能诉诸武力解决,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执行执法和解决纠纷。实在,严酷意义上讲,邦联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政府之间的团结或同盟。

美国“国父”们正是对邦联政体不满意,或者说,正是认识到这种政体不能珍爱他们从大英帝国争取过来的自由和平安,才决议屏弃邦联,确立一个联邦政体。联邦是确立在公民小我私家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统治的工具是小我私家,而不是各州或者各邦。在联邦政体下,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分享主权,联邦政府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联邦政体比邦联政体加倍慎密,更有活力。然则,我们绝不能据此推论说联邦政体是中央集权政体。这是两种完全差别的政体类型。

中央集权政体,也可叫“单一制政体”或“大一统政体”,与联邦政体的基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由中央政府垄断主权,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或者说,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派生出来的,二者之间是一种品级隶属关系,中央政府有权打消或设立地方政府。基本而言,这样的国家不认可主权分享原则。而且,它通常只有一部宪法,其主要的执法制度通常都是一元化的,是整齐划一的。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包罗法国——尤其是历史上的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

万万不要误以为美国既然从邦联走向联邦,全国性政府权力变强了,它就成了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美国“国父”们的目的,绝不是要确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实际上,他们要确立的是一个与中央集权政府存在基本区别的政府,他们不会赋予全国性政府完全的主权,不会使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畏惧这样的政府,忧郁它没有相互制衡。他们确立联邦政体的目的,恰恰在于让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实现纵向的分权制衡,再加上三权分立——横向的分权制衡,为小我私家自由的珍爱提供一个“双重平安阀”(麦迪逊语)。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作者经常把中央集权政体和联邦政体举行对比讨论,他们对中央集权政体的形貌经常使用诸如“一统的”(consolidated)或“单一的”(single)等词语,他们要确立的是“复合共和国”(compound republic),指斥的是“单一共和国”(single republic)。可见,在他们心目中,这两种政体有着天壤之别。那种以为美国从邦联走向联邦就是执行中央集权的看法,实在是犯了郢书燕说的错误。

对《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二种误读是,《美国宪法》以及这本书的宗旨是在捍卫富人或债权人的利益,而对穷人或债务人晦气。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美国着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他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注释》中主张,1787 年制宪会议的加入者不外是一个利益整体,他们起草的宪法旨在珍爱其经济利益,体现的是一种阶级冲突,相对于美国革命(美国自力)而言,美国宪法简直就是一场反革命,由于前者宣告了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而后者意在反制这种理想。

这种看法厥后遭到了不少历史学家的挑战和指斥。譬如,罗伯特·布朗(Robert E. Brown)仔细剖析了比尔德的证据,得出结论:它们基本无法证实美国宪法的制度放置旨在珍爱起草者及其阶级的经济利益,那时的美国并没有“无产者阶级”,相反,大部门人(仆从除外)都是中产阶级农场主,其利益都获得宪法的珍爱,而且,那时的美国社会也是一个相当民主的社会。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唐纳德(Forrest macDonald)在其著作《我们人民:美国宪法的经济起源》中,研究了加入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位代表以及各州批准宪法大会的一千七百五十位代表,发现比尔德的看法基本站不住脚。他指出,在制宪会议上博弈的利益集团绝不是只有两个,而是几十个,这些差别的利益集团之间不得不举行多方面的妥协和让步,并非某一个利益集团或阶级决议了整个宪法的制度放置。而且,比尔德的经济决议论是一种简朴化的注释,由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各州文化和政治的差异等多种因素也都影响了宪法的制订。

对《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三种误读涉及若何明白美国已往与当下的问题。有人以为,《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讨论的政治放置与今天的美国已经完全差别,美国“国父”们的有限政府理想已经由时了,或者说,它们没有经得起时代的磨练。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今天的美国和《联邦党人文集》的时代,简直存在着异常大的差距。那时,美国“国父”们思量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一定要十分有限,而且要枚举出来,而没有枚举出来的权力都保留给各州和人民。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异常主要的原则或看法,意味着他们心目中的联邦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它的界限异常清晰,好比,国会有十八项权力,总统有六项权力,法院只有一项权力。大量的权力没有枚举出来,甚至也不能能枚举出来,它们都归各州和人民享有。

然则,今天的美国发生了排山倒海的转变,我们看到的联邦政府权力异常大,险些无所不在。若是美国的“国父”们看到美国现在的样子,一定异常生气。他们无法想象,联邦政府会扩张得云云之大,影响到人民生涯的方方面面,而在开国之初,跟老百姓生涯密切相关的事务通通归各州和地方政府统领,包罗财富、婚姻、交通、教育、治安等,都跟联邦政府无关。

固然,跟单一制国家或中央集权国家相比,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依然相当有限。然则,和两百年前相比,它的权力确实大了许多,好比,联邦政府有权征收小我私家所得税、划定最低工资、提供林林总总的社会保障等。这在美国开国时代和十九世纪是不能想象的。

为什么联邦政府的权力变大了?有多方面的缘故原由,包罗社会、经济、政治、战争等因素。可以说,从美国内战之后,联邦政府的权力就一直在扩张。到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福利国家、提高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泛起,以及罗斯福新政、两次天下大战等,联邦政府的权力获得不停扩张。福利国家会发生螺旋式的效果,让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涯;战争要求人、财、物的集中,要求下令与遵守,在战争状态下,人们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自由,降低小心水平,让政府权力变大,战争竣事后也很难再缩短。

然则,这种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并不意味着美国“ 国父”们的理想或者《联邦党人文集》阐释的理念失败了,并不意味着他们当初设计的这套制度失败了,相反,是当前的政治现实、政治实践背离了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想,背离了有限政府的某些理念。

实在,一百年前的联邦政府跟现在的也完全不一样。譬如,1887年,得克萨斯州一些县发生旱灾,当地农民没有收获,一些议员就在议会里激昂通过一个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拨款辅助农民购置种子,对受灾民众实行拯救。拨款的总额很少,也就一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万美元)。纵然云云,这个法案也被那时的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他在否决声明中说,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干这件事,由于美国宪法未曾授予联邦政府提供拯救、辅助灾民的权力。也就是说,联邦政府不能逾越自己的界限。这件事才过了一百多年,很难想象今天的共和党总统会云云选择,更别说民主党总统了。

从这种转变可以看出,不是美国“国父”们设计的制度有问题,至少可以说,它没有基本的缺陷。从已往两百年的宪政实践来看,它的基本框架依然站得住,没有严重问题。从美国宪法制订到现在只有二十七条修正案就可以看出,它不需要基个性的转变。这二十七条当中的前十条照样开国初期(1791)很快就制订的,也就是说,在两百多年时间里,只有十七款条文对宪法举行了修正,它的基本架构依然没有太大的问题。固然,它是不完善的。天底下没有完善的制度,由于人性是不完善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认知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不能能设计出完善的宪法来。

因此,当我们审阅今天的美国的时刻,不要误以为是宪法自己的缺陷导致了今天这样的问题,而是由于战争以及提高主义、福利国家思潮等,导致了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事实上,所有的政府都有扩张的个性,这是权力的特质。要确保一个政府的权力待在宪法的框架内,或者说,不逾越宪法为它划定的界限,不仅需要优越的宪法架构或者优越的文本,还需要民众锲而不舍地抵制权力扩张的起劲,需要人们对权力扩张时常保持高度小心。自由不是一劳永逸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万万不要以为,有一天那里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再需要对权力举行提防和监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告诉我们民情的主要性,他说,虽然执法制度对于维系美国民主来说很主要,但最主要的照样民情——人们的心智习惯,包罗他们思索和处置问题的方式,他们的习俗和信仰等。这才是真正决议一个国家是不是可以恒久葆有自由的窍门。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联邦党人文集》的中译本早已泛起,而且,近些年又出书了若干新译本,有的影响似乎也不小,读者可能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学术界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那么,为何还要写这本《讲稿》呢?它的需要性何在?

大致有三方面的缘故原由。首先,作为一部政治学经典,《联邦党人文集》算是对照难读的。由于它的表达是十八世纪的英文,许多句子艰涩难明、令人费解,而且它的作者力图准确,用语抽象、头脑缜密,增加了人们明白的难度,尤其是状师身世的汉密尔顿,说话华美、逻辑严谨、文风隐晦,明白其精义简直是一个挑战。

同时,由于它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而是由八十五篇相对自力的论文组成,作者照样三小我私家,读起来让人感受结构零星,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难以捉住其要点和主线。另有,作者那时出于跟“反联邦党人”论辩的需要,其写作主要围绕后者提出的异议而睁开,不熟悉那时历史靠山的读者,读起来会感受突兀,甚至莫名其妙。另外,它的一些篇章阐释的政治理论颇为深奥,没有基本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知识,读起来也会以为吃力。

这本《讲稿》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联邦党人文集》中艰涩难明的用语只管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文字,对一些专门术语举行通俗的注释,同时,把看似结构零星的文本勾连在一起,让读者掌握其内在的逻辑和框架,体会其头脑脉络与主线。《讲稿》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些需要的靠山知识,辅助读者明白那时的美国人为何要制订一部新的宪法,为何对某个问题存在争论,为何会泛起那时的一些看法等。

就篇章结构放置而言,本《讲稿》的第一章、第二章是为提供靠山知识和历史语境而撰写,厥后各章则是凭据《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线索和主题来放置的。第三章的内容大致对应的是《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一篇至十四篇,主要是为了说明邦联的制度缺陷,为何应当从邦联走向联邦。第四章主要是阐释联邦的利益以及它与邦联的区别,对应的内容大致是第十五篇至二十二篇。第五章的内容主要是回应人们对常备军和联邦征税权的担忧,对应的内容是《联邦党人文集》第二十三篇至三十六篇。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为何新宪法确立的是一个名副实在的共和国,对应的内容大致是《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七篇至四十六篇。第七章剖析横向的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对应的内容是《联邦党人文集》第四十七篇至五十一篇。第八章讨论国会的组织和职权,对应的部门是《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二篇至六十六篇。第九章探讨总统的选举和职权问题,对应的内容是《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七篇至七十七篇。第十章考察的是司法机关,对应的是《联邦党人文集》最后几篇,尤其是第七十八篇和七十九篇。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应不是异常严酷的,由于《联邦党人文集》自己的结构对照松散,差别的篇章有时会泛起内容重复,有时会在差别的主题下讨论同样的问题等,尤其是前半部门,对于邦联的缺陷和联邦的利益之剖析,经常交织在一起,反反复复。固然,这在一定水平上跟作者不是统一小我私家有关,而且,那时时间紧迫,他们需要尽快回应否决意见。

撰写这本《讲稿》的第二个缘故原由是,《联邦党人文集》是凭据1787 年宪法写就的,只管该宪法制订后仅有二十七条修正案,但毕竟照样发生了一些转变,有的转变还涉及关键问题,因此有需要指出来,甚至加以剖析,辅助读者明白宪法的变迁,明白今天的美国宪法与1787 年宪法有何差别。譬如,1787 年宪法没有划定总统的任期限制,只要总统能够重新当选,就可以无限期连任,只是由于开国总统华盛顿任期两届后自动退出竞选,大部门后继者都效仿其做法,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打破这一老例。1951 年通过的第二十二修正案限制了总统的任期,划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讲,《联邦党人文集》中讨论的某些宪法条款和制度放置已经“过时”了,读者们应当胸有定见。譬如,涉及“黑人”和“仆从制”的条款肯定是不合时宜了,美国内战后的修正案彻底改变了1787 年宪法中的响应划定。然则,这仅仅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的,并不意味着那些条款所体现的头脑或看法过时了。

然则,也有一些修正案背离了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和设计初衷。好比,凭据1787 年宪法,参议员是由各州议会选举发生的,但1913 年通过的第十七修正案改变了参议员的选举方式,改为由各州的选民直接选举,也就是说,从间接选举改成了直接选举。这一改变跟民众民主时代的到来有关,但它是一个不合理的改变,由于当初美国“国父”们举行分权制衡设计的时刻,思量到两院制的利益之一就是实现两院之间进一步的分权制衡,这种制衡要求两院之间议员的发生方式尽可能差别,而且,参议员间接选举的目的在于让它更少受选民激情的影响,保持一定水平的精英化——由于众议院是普通化的,以相符夹杂政体的构想。

撰写这本《讲稿》的第三个缘故原由是,虽然现在市面上有不少《联邦党人文集》的中译本,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翻译问题,有的译得对照拗口,让人难以明白,有的存在不少错误甚至硬伤。已往几十年中,主要的、对照有权威性的汉译本共有三个:一个是商务印书馆的《联邦党人文集》,一个是尹宣先生翻译的《联邦论》,另有一个也叫《联邦论》,由谢叔斐翻译。从翻译质量上看,三个译本各有千秋,都有一些优势,也都有一些问题,有的是由于不熟悉那时的时代靠山和语境造成的,有的是由于不熟悉政治理论和宪法头脑导致的。好比,这部经典的开篇第一句,只有《联邦党人文集》译对了,另外两个译本都错了。第一句话的英文里用了federal 这个词,今天我们通常译为“联邦的”。然则,在译这本书时,若是直译为“联邦的”就错了,由于它说的是那时的“邦联”,说的是那时的邦联政府。之以是用“federal”这个词指代“邦联的”,是由于在十八世纪,“联邦”和“邦联”的英文表达没有严酷区分,各自的寄义还没有确定下来。那时,人们对“federal”“confederal”“federation”“confederation”等词经常不加区别地使用。以是,要想翻译得准确,必须明白那时的历史靠山及语境,那两个译本均望文生义,一看是“federal”,都根据现在英语词典里的注释译成了“联邦的”,实在作者所指的是“邦联的”。作者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那时邦联政府的缺陷所在。

指出这样的翻译问题,并不是为了求全责备,只是想强调翻译这本经典确非易事,对译者的要求甚高。固然,越来越多的国人可以阅读英文原版,能够更好地明白这部经典,然则,纵然阅读原版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由于几位作者皆学识渊博,分析的理论深奥艰涩。这本《讲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阅读原文——英文版或中译本——的读者提供一些辅助,无论是靠山知识方面的,照样政治理论方面的。

若何翻译这部经典的书名也是值得讨论的,早期的学者们译成了《联邦党人文集》,厥后,一些学者——包罗尹宣先生在内——指出,将这本书译为《联邦党人文集》不甚稳健,由于三位作者撰写这八十五篇文章时,美国还没有“联邦党”这个政治组织,它是到了1790 年月的时刻才泛起的。尹宣等人据此以为,将The Federalist 或者The Federalist Papers 译为《联邦党人文集》是不合理的,容易让人发生误解。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于那些不熟悉美国历史的人来说,简直容易发生误解,然则,将书名译为《联邦党人文集》也不是什么错误,“党人”在汉语里并非专指政党的成员,也可以指代拥有同样看法或者拥护某种头脑看法的人,好比“东林党人”“革命党人”等。

若是读者体会美国早期的历史,就更不是问题了。固然,将这本书译为《联邦论》、《联邦主义文集》或《联邦主义者文集》也都可以。由于《联邦党人文集》的书名险些已经家喻户晓,本《讲稿》继续沿用此名。

应当提醒读者的是,本《讲稿》的部门内容是在一些讲座基础之上整理而成的,为了读起来加倍顺畅,某些地方有意保留了一些口语化的表达。固然,这可能在一定水平上牺牲掉了准确性。笔者建议读者在遇到可疑的句子或者段落时,不妨去查查原文,尤其是英文原版,可以对照着阅读。

不外,英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有许多,虽然大同小异,但差别的版本也有一些收支。在本《讲稿》中,笔者主要参考的英文版本是吉登版(The Gideon Edition),是由两位现代美国政治学家重新编辑的。之以是使用这个版本,缘故原由之一在于它初版于1818 年,其准确性经由麦迪逊本人的认可。

最后,有需要重申的是,这部《讲稿》旨在为《联邦党人文集》提供一些靠山知识,对其中讨论的焦点问题和主要理论举行重述、阐释、谈论和剖析,辅助读者更好地明白这部经典。它决不能——笔者更无意——取代《联邦党人文集》自己,它的目的只是一本辅助性读物,计划深度研究这部经典的读者无疑应当去阅读原著。另有,本《讲稿》的选择是集中讨论那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制度价值的问题,而非面面俱到,因此忽略了许多——在笔者看来——次要的问题,或者是已经“过时”的问题。固然,这部《讲稿》的撰写也是基于笔者自己对《联邦党人文集》的明白,我信赖,它另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这一点,还祈方家不吝指正。

本文为《用野心匹敌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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